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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時間:2020-10-16 15:30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1979年4月,鄧小平提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特區。”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在鄧小平的倡議下,黨中央、國務院作出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的重大決策。1980年5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將“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

40年后,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以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風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本文摘編自《口述改革歷史》(下),以口述史的形式,講述經濟特區建設初期的創業歷程。

口述者|金德本 原國務院體改辦經濟特區和開放司司長、國務院特區辦經濟特區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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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深圳福田CBD城市風貌。圖/視覺中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就已經作出了中國要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但真正開始試辦經濟特區,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應該是從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中發〔1979〕50號)(下稱“50號文件”)正式下發算起。“50號文件”是根據1979年4月,鄧小平在同習仲勛、楊尚昆的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條件,創辦特區”的意見起草的。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以充分發揮兩省的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條件,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原則上同意兩省試行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大包干的經濟管理辦法,在計劃、物資供應、物價政策等方面也實行新的經濟體制和靈活政策;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特區。因為當時國家外匯特別緊張,全國的外匯儲備就幾十個億,國家實行對外開放以后需要進口大量的東西,要花很多外匯,因此要試辦經濟特區促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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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正式下發。

雖然“50號文件”中指出要先在深圳和珠海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條件成熟的時候,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但實際上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中發〔1980〕41號)(下稱“41號文件”)下發就已經明確指出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地方試辦經濟特區。

“41號文件”一方面指出一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確的。兩省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兩省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另一方面還明確提出了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范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吸引僑商、外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合辦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發展對外貿易。這份文件的下發,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在黨的十二大召開之前,建設經濟特區這項工作是由國家進出口委和國家外資委設立的局級單位特區工作組具體實施的。這個特區工作組一共就8個人。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后,外資委和進出口委被撤銷,特區工作組就被劃轉給國務院辦公廳,由國務院辦公廳直接管理,單位名稱和人員編制不變。當時中央負責這塊工作的是谷牧同志。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決定進一步在沿海開放14個港口城市,作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一個新的重要步驟。我們的工作量增加了,工作聯系的地方也增加了,特區組的8個人就不夠了。因此國務院同意擴充人員,并把特區組提升為國務院副部級的辦事機構,名稱改為國務院特區辦公室,由谷牧同志直接領導特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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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6日,鄧小平、李先念同志在北京中南海會見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聯合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全體同志。

當時谷牧同志就說,我們還是要精簡機構,雖然工作很重要,任務也很重,但是人員不能太多,不要超過40個。他要求我們深入調查研究,充分聽取特區的意見要求,沖破思想意識上的阻力,為打破舊的體制去呼喊。他嚴格要求特區辦人員不許在特區買東西,特別不允許買進口商品。他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以身作則。我聽他們講過,過去特區還比較落后,谷牧同志去考察工作,那會兒正是南方最熱的時候,又沒有空調,實在熱得睡不著覺,只好在床底放幾塊冰塊降溫,他自己還開玩笑說這是“冰鎮谷牧”。他當時歲數也不小了,還經常到第一線去考察、調研,從他身上我們學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優秀品質,他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功不可沒。我們對他非常敬重。

我們對特區前十年的發展有一個大體上的劃分:1979-1982年是試辦階段;1983-1985年是建設階段,就是基礎設施建設階段;1985-1989年是特區的發展階段。其中深圳特區的建設是最令人關注的,中國對外開放使國外都很震驚。所以小平同志講特區是“四個窗口”: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對外開放的窗口。我們后來對特區的作用又加了“兩個扇面”:一個是向外輻射的扇面;一個是向內輻射的扇面。“四個窗口”和“兩個扇面”的作用已經開始在發揮,尤其是國外,非常關注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特區建設也是在中央方針政策的引導之下,以及國務院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之下取得的成績。實際上特區建設最大的特點是國家只給政策不給錢,包括深圳特區基本建設前5年已經投入將近上百億元,1987年底已經達到103億元,但是這103億元中,國家主要給政策,在資金方面真正投入的只有2.8億元,包括水、電、路等。這2.8億元是怎么構成呢?實際上就只有兩個項目。一個就是“二線”,也叫特區管理線,剛開始深圳特區劃的范圍是327.5平方公里,深圳整個面積是2020平方公里,在深圳特區內特殊政策不可能覆蓋到其他的地方,過去出現很多問題,包括走私、販私等,中央早就已經考慮到了,因此剛開始就決定要把特區和非特區隔開。這隔開非同小可,特區管理線83公里長,有6個大的通道和29個小的通道,都由海關和武警管理。剛開始的時候,進深圳特區是要邊防通行證的,我們去了也一樣要有邊防通行證才能進到特區。“二線”主要管理的還是貨物,因為實行特殊政策當中有一條就是特區自用的生產原材料都是免稅的,但是出特區到其他地方去是要補稅的。發展到最后,在特區內自用的市場物資是半稅(所謂市場物資,實際上很多都是生活物資),這個管理起來難度就很大,因此從剛開始就管理很嚴。這條線大概真正投入的資金是1.3億元,這是國家投資的一部分。還有1.5億元投資也是和對外開放密切聯系的,用于回購由港商投資建設的海關邊防的聯檢大樓。當時深圳的基本建設投資,政府和企業自籌的大概占1/3,銀行貸款大概占1/3,還有很大部分是利用外資。海關邊防的聯檢大樓一開始是由港商胡應湘投資,設施很好,很高檔。剛開始這也屬于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因為所有權歸他,海關邊防,包括商檢衛檢、聯檢大樓里的所有機關都要受制約,后來中央決定收購,國家把錢全部還給這位港商,建樓大概花了1.5億元。因此國家花錢在深圳建設的這兩個項目的資金,就占了約2%的比例,其他建設資金要么是借來的,要么是利用外資,還有就是我們自己的銀行以及企業和政府自籌的。1979年,面積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大概就2個億吧,其中1.2億元實際上是農業生產總值,因為那時候的深圳基本上是一個漁村。還有一部分就是商業,工業占的比例非常小。到了1987年底,深圳地區生產總值已經超過50億元,年均增長速度大概是47%,每年都是以這個速度遞增,發展非???。因為國家相關的政策到位,利用外資、吸引外資的項目很多。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最初都是以出口為主,最早實際上主要是靠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的出口,因為國內沒有這么多高檔的產品可以出口賺外匯,實際上就是靠引進一些生產線,簡單加工組裝一下,跟來料加工的性質是一樣的,這種簡單出口組裝出口量很大,但賺錢卻不多,對我們來說收益并不大,而且帶來很多弊病。到1982年上半年,中央有一個緊急通知,就是打擊經濟領域中的違法犯罪活動,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走私、販私。當時很多人大量從內地收購東西然后出口,出口可以退稅,外匯還可以留成,擾亂了經濟秩序。幾個經濟特區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有些地方的走私就更嚴重了,像汕頭走私就是螞蟻搬家似的,小船靠到沿海就把貨物送過來,逃避海關的管理。所以中央下大決心遏制經濟領域當中的這些不良行為,使經濟特區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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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停泊5000噸貨船的廣東深圳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順岸式碼頭(1984年10月攝),圖/新華社發

深圳、汕頭走私的事件出現后,大家對特區爭議挺大。剛開始的時候中央的決心是很明確的,但是對辦特區,一些同志實際上是不太理解的,甚至也有些擔心,老同志擔心就更明顯,說這是資本主義。

這里還涉及一個對特區的管理問題。當時對特區的“管”和“放”這個度怎么把握呢?首先就是要有一個大的原則。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一次會上講,我們辦的特區叫作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特區雖然在對外經濟工作當中有很多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但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點什么時候都不能變,這個大的原則是確定的。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施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個條例從法律上確定了特區的性質、特區所要堅持的原則和特區實行國家各個方面法律法規的原則,在這些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特殊,特殊的只是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當時我們叫作特事特辦、新事新辦。因此特區在前10年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政治問題。所以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雖然不斷有不同的聲音出現,但中央還是一直堅持這個政策。我國走的是一條與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道路,中國有很多自己的具體情況,在這過程當中方向是明確的,隨時出現的問題是我們不可能預見到的。在出現問題的時候,黨中央、國務院還是下決心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加強管理。對外開放不僅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很大變化,實際上也培育了很大一批干部和管理人才。有些人雖然在這過程當中沒有經受住考驗,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真正走過來的人信念就更加堅定了,方向更加明確了,特區的發展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特區在建立之初,實行很多特殊政策,漸漸地我們對外開放的面覆蓋到全國。我們之所以從點到面發展、推進,實際上就是為了帶動全國?,F在經濟特區的名義還在,但是歷史使命、功能發揮,應該說基本上都已經完成。當時特區叫“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排頭兵就是帶隊,讓大家跟著走,但是在這過程中有的地方比特區跑得還要快,所以說所有的事情還是得用辯證的方法來看,不能永遠不變。特區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當然,現在的深圳發展又到了另外一個階段。深圳毗鄰香港,在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資金的過程當中,大部分用的是香港的東西,但是香港并不能完全代表先進發達國家的水平,不可能長久。后來深圳在轉型過程當中,谷牧同志曾帶了24個部委的領導去深圳開會,確定了“外引內聯”的方針,“內聯”就是利用我們國家的技術、人才到深圳去建企業,以這種內聯企業為基礎,然后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發展深圳經濟特區。中央這個決策對深圳的工業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深圳的工業很快就發展起來了?,F在深圳實際上應該是以科技創新為主,目前在國家創新戰略中處于領先的地位。應該說特區的功能和作用是作為窗口,讓世界了解了中國。建特區的目的就是在合作的過程中讓我們通過引進外資、引進管理、引進外國的經驗,讓國際上很多國家、很多人了解中國,看到中國的發展,看到中國很多現象跟國際上沒有很大的差別。這樣融入世界這個大家庭當中去,才可能受到國際信任、認可,經濟特區的作用才能發揮出來,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傊?,經濟特區是世界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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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改革歷史》

遲福林 主編

廣東經濟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本書以口述史的形式,選取了90多位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改革決策者、知名改革專家和基層實踐者的訪談,圍繞70多個改革事件,較為客觀地記錄了改革開放40年來珍貴的改革歷史。全書分為上、中、下3冊,共9個部分,分別為思想解放、農村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企業改革、城市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社會和文化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與民主法治建設等。以獨特的視角和敘事方式,展現改革開放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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