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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改革:龔浩成回憶上海證券交易所“鳴鑼開市”

時間:2020-11-20 17:20 來源:中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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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同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內地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同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成立并開始正式營業,標志著新中國證券市場的正式誕生和股市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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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龔浩成

(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

 



 

說到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不得不提鼎鼎大名的飛樂音響,飛樂音響是上海發行的第一只股票。這只股票是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的。此后,飛樂音響這只股票被鄧小平當作外交禮物送給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會主席凡爾霖,因此其馳名中外。有了股票就要交易,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的開業,相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意義堪比《梧桐樹協議》之于紐交所。1986年9月26日,1949年以后的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靜安證券業務部的開張,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有了股票交易。1949年以后的中國第一股——飛樂音響在南京西路1806號靜安證券業務部正式掛牌買賣,當天上市的100股股票不到一個半小時即被搶購一空。

 

但靜安證券業務部畢竟不是正式的證券市場,也不能代表上海的證券市場已經建立,只有證券交易所的建立才是證券市場正式建立的標志。當時建立證券交易所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認為證券交易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它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利用。當時,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備事項也多次被提上議程,但總體意見是馬上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時機未到。

 

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的背景

 

當時推行股份制的企業,想要多余的資金很困難。困難在哪里呢?我們國家當時有很多規定還是阻礙證券市場發展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確保滿足國家資金需求是首要任務。比如說,企業不能發行公司債融通資金。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一本書的發行座談會,有一家企業的老總也來了,他對我說:“龔行長,我十分感謝您。”我說:“你感謝我干啥?”他說:“我們這家企業是上海證券市場‘老八股’中的一種,那時候我們想發50萬元企業債券,人民銀行也批準了。但是財政部發了一個通知,說國債賣光以前,不準發行企業債券。我在市委黨校學習的時候,就對此提出了問題。剛好黨校的老師跟您財大的同事也認識,他說,看來這個問題沒有第二個解決辦法,你只有去找龔行長。”

 

他這么一講我就想起來了。我有個規矩:公事不帶到家里,家里的私事不帶到銀行去。我這個規矩大家都知道。而我的這個同事,人很熱情,帶著這個老總找到我家里來。我一看這事情還要上門來,那是挺嚴重的了,得幫助人家。當時我一聽,才50萬元,也不多,對我們銀行來說是比較小的一個數目,但對他來講是很大的。雖說這事是我們人民銀行批準在前,財政部發文在后,可是明著頂上級的指示是不行的。我說:“我給你想想辦法吧。”我沒有一口答應他,只同意想想辦法。第二天我到行里去,我想,他要想發行就得改個名稱,不要叫企業債券,財政部明

 

確企業不能發債券嘛。我想的辦法就是讓這家企業發行50萬元企業融資券,不叫債券。因為這個企業是我們事先批準的,我們也要講信用,就這樣改頭換面,實質沒有改變,企業就把那50萬元拿到手了。這融資券是定向發行的,只在一定范圍內發行。有了這筆資金,后來這家企業被救活了,成了第一批上市公司。他說:“我得謝謝您。”這事說明當時企業融資很困難,受到多方的阻礙。

 

這就反映出一個問題:當時想要融入資本市場的不是國有企業,而是地方的集體性質的小企業,他們面臨資金困難。所以我們講的“老八股”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指這種小企業,小飛樂也是小企業。“老八股”只有一家是國營企業,叫上海真空電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新中國成立以前叫華德燈泡廠,這是老牌子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叫熒光燈廠,是做日光燈的。過去在上海財大時,學校要求老師一個禮拜勞動半天,我們每到禮拜四就到這個燈廠運日光燈管。因為就只有這家企業是國營企業,還不是大企業。這就說明一個問題,當時國營企業對資本市場沒有興趣,所以相關改革推不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1989年的時候,外國認為中國從此就要把改革開放的大門重新關上,對于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會不會繼續下去,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這直接導致了外資不敢進來,使得中國的資金更為緊張。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計劃開發浦東,但是開發浦東需要的預算是天文數字。當時,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中心辦公室的總干事宮著銘同志給朱镕基同志寫了一封信。大致內容說道,要想開發浦東,就要借全國的錢,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證券交易所。這引起了朱镕基同志的重視,我個人認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朱镕基同志建立證券交易所的決心。

 

成立籌備證券交易所“三人小組”

 

1989年,朱镕基同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當場點名征求三個人的意見。這三人分別是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我和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圣,當時“三人小組”還沒有宣布。他問李祥瑞:“辦證券交易所,你看怎么樣?”李祥瑞說:“總體意思上看是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所以我們要表明還要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傮w來說,李祥瑞不是反對,而是感覺此時存在風險。

 

朱镕基同志接著問我:“老龔,你看怎么辦?”我說:“都好。”一方面,我同意李祥瑞的意見;另一方面,在100家股份制企業中,只要有50家企業具備上市條件,交易所就能運轉起來。我后來還看到一個資料:柬埔寨組建證券交易市場前到上海來取經,他們要學怎么組建證券交易市場。他們只有一家企業就組建了證券交易市場,我們當時還有8家上市公司,另外還有20多種債券。當然,現在回頭看,我這看法有點片面了。

 

朱镕基同志接著問賀鎬圣:“老賀,你看怎么樣?”賀鎬圣也敢說,他說:“我看先搞起來再說吧。”他也不講好壞,搞起來再講。當時朱镕基同志講了一句話,他說:“老李、老龔,你們不要怕。”他聽出我們的擔心了,接著說:“你們不要怕,真的出了事情,我跟劉鴻儒負責。”當時劉鴻儒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體改委副主任(后來是證監會第一任主席)。朱镕基同志還說:“你們還在二線,我在前頭。”但是,我當時想要是真的出了問題,也就沒有什么“一線”“二線”了,原因就是“搞資本主義”,大家擔心的就是這是不是資本主義,我們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

 

12月2日,在康平路會議上,朱镕基市長拍板成立了負責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組”,成員包括李祥瑞、賀鎬圣和我,辦事機構設在人民銀行市分行。“三人小組”比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人直接對朱镕基負責。這樣處理有很大好處,比如我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代表,按照組織原則,參與這樣的問題,如果拿出意見就需要上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實行黨組制度,要黨組取得一致意見,我才能做。這樣一來,程序就比較麻煩,有時時間上不允許。李祥瑞和賀鎬圣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梢哉f,直接對朱镕基市長負責最大的好處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邊做匯報,邊統一思想,因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證券交易所的籌備工作。

 

籌建證券交易所

 

在籌建過程中,有一些很知名的老同志來參觀,跟我和尉文淵說:“你們不要搞資本主義。”后來我們碰到香港交易所的利國偉,他那段時間總來。他看到朱镕基市長,說:“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啊,你們搞這個東西干啥?”朱市長很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問題,他說,“利先生啊,我們今天不談政治問題,只談交易所的技術問題。”這事就過去了。但是我們聽到了不能不思考啊,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是個大問題,過去從來沒遇到過。我當時反反復復考慮這個問題,覺得這不是簡單的“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證券交易所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結果,不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這和商品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是一個道理嘛,商品經濟早于資本主義。我始終認為,證券交易所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定結果,是被資本主義加以利用的。既然資本主義可以利用,我們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利用?所以從出發點來考慮,就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資本主義可以利用這種影響,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如何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呢?后來我看到吳邦國同志在人大會議上的一個總結講得很好。他說:“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有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有公有制,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四個制度保證。我們有這四個制度保證,就可以保障我們的資本市場不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走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朱镕基同志在會上說,搞實際工作的同志不要參加爭論。他明確規定了別去爭論這東西有道理沒道理,我覺得這是正確的。假如一直搞爭論,討論究竟什么原因產生證券交易所,在理論方面沒完沒了的話,那么交易所也不要建立了。所以我認為不爭論,到現在也沒爭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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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關于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批復》

 

當時爭著辦證券交易所的不少,所以我們和各省經常溝通。一個是北京“聯辦”,另一個是深圳。對深圳,坦率地講,我不太擔心。因為我跟人民銀行深圳分行一位同志原來是銀行的同事,經常電話聯系。我問他深圳交易所的情況怎么樣,他說,“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曉得”。他說不曉得,我就放心了,因為證券交易所是人民銀行管的,深圳要建設證券交易所,深圳的人民銀行都不了解情況,是不會報總行讓總行批準的,這樣深圳的證券交易所就不是正式的,所以我就放心了。后來聽說深圳市委書記問及什么時候可以建立證券交易所,經辦同志回答說,“需要的話明天就可以成立”。我認為即使“明天”成立,那也是沒有被正式批準的。而我們成立的證券交易所,是被正式批準的。所以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深圳是1991年4月被批準成立的。并且我認為深圳有香港優勢,但這優勢也是一種風險。因為不可能出現兩個經濟中心連在一起,深圳是一個經濟中心,香港也是一個經濟中心,這是不大可能的,大樹下面不會再有大樹。所以通過分析,我們對深圳應該是不擔心的。

 

①“老八股”:包括上海申華電工聯合公司、上海豫園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飛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電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鳳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愛使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②“聯辦”全稱“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中心聯合辦公室”,即如今的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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